每当我乘车途经地安门东大街时，总会深情地凭窗远望。
路北89号大宅院是我的出生地。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至今，年逾古稀，仍在梦中常现大宅院内的景物。车子从门前一掠而过，我的视线却不愿离开这大宅院残留的屋宇，久久沉浸在浮想联翩之中。
那所大宅院原来叫东黄城根14号。早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打倒皇权，皇城根改为黄城根。城墙现已无踪影，但在我少儿时代，马路南侧却曾有一段杂草丛生的皇城颓垣断壁。
原大宅院门前土马路北大门道要低两米多。我读初中时开始骑车上学，骑车出大门冲下陡坡很有些惊险。解放初，市政建设，马路挖沟，深宽各数米，埋装粗大的水泥管道，回填后的马路又几经改造，如今已与大门道几乎齐平。
当年便道只在路北，高出马路约1米，宽约4米，宅门坐北朝南，门外便道两侧有10棵国槐，都砌有一米多高的花砖围墙，今围墙已去，国槐尚存。
宅院门楼十分考究，门墙磨砖对缝，朱漆大门相当厚重，门槛长约3米，高约40厘米，是儿时练走平衡木的好器械。门槛两端大理石雕琢的一对石狮门墩，则是孩子们的坐骑，已磨得锃光瓦亮。
大院东西长近200米，南北纵深约80米。宅院西邻朱宅，当年其门侧挂牌竖写:法国医学博士朱广相。博士出行驾自家小卧车，朱夫人每早骑高把28型坤车，4个子女骑26、24的自行车，由大到小一路纵队去上学，成为当时一道风景，很是洋气。
大院大门的规格和气魄，可见原主人的官衔地位。这座大宅院原来是清朝镇国公载洋任度支部尚书时的府邸。
清王朝覆灭后，宅院荒芜。1932年，美国基督远东宣教会圣书学院以七万银元购得。房屋300余间，院落分西院、中院和东院。院落宽敞，屋宇坚固，回廊环绕，画阁雕梁，非常讲究，且极美观。西院为园林部分，回廊假山小桥水塘错落有致，十分典雅。我家住中院一独院，五间北房，屋前有大藤萝架，另有三间书房，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
不幸的是，1936年6月5日夜东院电线短路发生火灾。当时全市消防队及时赶到，至次日清晨5时火势得到控制。未被烧毁的建筑，除西院园林，临街南排房屋、中院部分住宅，其他一切建筑已成一片瓦砾焦土，我家厨房的一坛鸡蛋被烤熟，房屋未受损伤。
火灾后，教会得到信徒、教会人士及时的衣物资助。经过中外教牧的努力，当年9月新建筑开始设计动工重建，于圣诞节前新礼拜堂落成，气势恢弘。礼拜堂西侧为学院男生宿舍、教堂，东侧为女生宿舍、教堂。后院相继建成数套住宅，供中国神职人员家属居住。西院完好无损，长廊东西侧仍由外籍教牧居住。为免儿童溺水，池塘填平，空地铺设草皮，两座新建西洋小楼立在长廊东侧草坪花卉间，很是美观。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家迁入后院二层新楼，在屋前种些蔬菜，在屋后相继养过鸡、鸭、兔和奶羊，甚至与邻居还合伙养过猪。奶羊是瑞士品种，产奶量高，由我和弟弟负责饲养，每早由我挤奶，一家八口每人一碗。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教会被日军占领。不久西院成了日本驻北平大使馆，男女学生宿舍及东小院等空房都住了日本侨民。日本孩子常肆意欺侮我们。一日，我放学刚进院门，七八个日本孩子手举竹棍，光着脚丫子从西院绿门冲杀出来，将我无故暴打，呼喊着胜利跑回西院。看我受了屈辱，大孩子出主意在绿门外撒些碎玻璃碴，这下可没他们好受的，一个个哀嚎乙达、乙达(疼啊、疼啊)，连滚带爬龟缩回去。
1945年8月15日中午，我放学走在路上，听到断断续续的哭声，进入大院仍有哭声，原来日本战败投降了。打小鼓(收买旧货)的小贩进到日本人家，用几个钱就包圆了所有家当。满街日本便宜旧货还真热闹一阵。光复后，美国人回到了西院，大院又是另一番景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男女学生宿舍、教堂等房舍租给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使用，在这里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芭蕾舞演员；西院则由波兰大使馆租用。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文工团进驻大院，当年我正在读高中，常邀同学们与志愿军座谈联欢，大宅院里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1958年父亲被错划，全家扫地出门。西院园林、洋房及后院家属住宅也被拆除，改成无线电研究所厂房，礼拜堂改成车间。西院园林的太湖石，以两棵大海棠树旁的一对两米多高的太湖巨石作价800元，卖给北海公园。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内工厂外迁，礼拜堂等建筑由辽宁证券租用，西院仍为无线电研究所。2002年9月，大宅院改为酒楼。
大宅院历尽沧桑面目全非，但对它的记忆却历历在目。西院美丽的园林，现在只能到北海公园去寻觅，或面对发黄的老照片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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