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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国都城的形态加以概括，我们发现东方列国普遍出现城、郭分治的两城制，秦则采用了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特点。

东方列国都城形态内部也有差别，按小城和大城的结合方式，可以分成三个类型：一、两城并列式的，如燕下都、中山国灵寿城、郑韩故城；二、小城位于大城之中的，如曲阜鲁城、纪南城、魏安邑；三、小城嵌入大城一角的，如田齐临淄、赵邯郸。同一类型城市之间应当有相互影响，如燕下都与灵寿城；这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不管怎样，东方列国都城形态的内部差别较它们与秦的差别要低一个层次。

战国及稍後的文献对两城制有所记载：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宋孙疏：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为之御。

《战国策·齐策六》：安平君以之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

《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尔雅·释名》：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战国一尺相当于今２３厘米，一里相当于４１４米，三里就是１２４２米，战国都城如安邑、邯郸、临淄、纪南城等的小城边长与之接近；七里就是２８９８米，战国都城的大城边长也多与之接近。考古与文献互证，东方列国都城中的小城为城，大城为郭，确凿无疑。小城中为宫殿区，大城中为居民及工商业区，性质也吻合。惟独大、小城的位置关系，不限于《管子》和《尔雅》所说的内外相套。

自敬王迁都以後，洛阳就成为东周王室的所在地，改名叫成周。此前这座城兴建于春秋早期，主要用于驻守诸侯国靖王军队，叫翟泉。敬王迁都时在城的北面又扩建了一座小城，来安置宫殿和陵墓，至于原来的大城，可能仍然作为驻军场所，并安排平民区［１］。晋都新田的城市功能分区还不明朗，象牛村古城内既有大量的宫殿，又有手工业作坊及居址，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宫城。春秋晚期晋国异姓卿大夫专权，他们在东面兴修了三个小城，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左右公室的宗庙祭祀权。新田手工业既具有氏族工业的特征，又有商业萌生的征兆；石圭的批量生产具有典型意义，意味著礼制的衰落和现世商业观念的流行，并与卿大夫势力膨胀的历史背景有著紧密联系；到了新田晚期，石圭作坊遗址有突破牛村故城南垣的趋势［２］。到了战国时期，分散的几个小土城，战国时，又集中为一个大郭城［３］。三晋的都城，都具备了两城制的格局，规划明朗，赵都邯郸的北大城既是主要的工业区和居民区，又包括贵族的府邸，同时还在其西北部加强了军事防御设施。从春秋时郑韩故城的东城分布著以社稷为中心的手工业遗址看，东城是包括百工在内的国人居住和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曲阜鲁城在西周乃至春秋早期时还以南北垣西门干道为界，西面分布著当地土著或殷遗民，东面分布著周人居址及宫殿区，这种按血缘差别的二分和西周洛邑很相似；春秋中晚期之後，由于三桓等私门的崛起，在城的中部修筑小城，其东面墙垣的防御性比北面强，有很明显的针对性，城市布局发生结构性转换，两城制出现。新的格局就其反映的政治生活既与晋都新田相似，又延续到了战国，如田齐临淄。田氏代齐後夷平了原大城东北部姜齐的宫殿区，在西南另修小城，而且其东墙和北墙的防御措施显然针对东北大城内的居民，姜齐时期惨烈的政治斗争给新的统治者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纪南城的大城兴建于战国早期，当在吴师入郢之後，此前在昭王时期就有过几次因战争危机而发生的城郢建议，大城的军事守备功能很明显。当然也有管理商业的意义，这从《鄂君启节》铭文可以看出来。燕下都的军事防御性最突出，其城垣的厚度堪称东方六国之最。综上所述，两城制在东方之所以普遍出现，不外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军事守备三方面的原因。

这三者之间有著紧密的内在联系。就工商业而言，东方各国的卿大夫相当深地卷入其中，获得利益，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晋国的魏氏曾发放高利贷；齐国的陈氏出身工正，後又大斗放贷、小斗收回以拉拢人心。西周以来工商食官旧体制之所以解体，卿大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田石圭作坊遗址生产性质的改变、空首布的铸造以及铜器的商品化生产，紧跟在东面的三个小城的兴建之後，是卿族势力入侵公室控制的手工业体系的一种表现。军事守备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城址对内的防御措施越突出，内部的政治斗争就越激烈，如曲阜鲁城、齐临淄；就是新田的平望故城东北部也修成凸出的三角形，显然针对东面的卿族势力。战国时期，大城内的居民和工商市场在城市对外防御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居民既提供兵员，又是包括兵器铸造在内的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来源；工商业税收反过来为军饷发放提供了保障。这在战国及稍後的文献中有所反映：

《商君书·兵守》：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钜万之军者，其国危。

《史记·苏秦列传》：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银雀山汉简《市法》：市者，百货之威，用之量也。中国能市者强，小国能市者安。

《墨子·杂守篇》：市去城远，四不守也；蓄积在外，富人在虚（墟），五不守也。

《尉缭子·武议篇》：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市——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能战也。

《管子·小问》：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公曰：‘来工者何？’管子对曰：‘三倍，不远千里’。注云：西州工匠之庸，值常三倍它处，则工人不以千里为远，皆至矣。

《荀子·议兵》：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反观秦国，这三方面的因素都不明显。首先，关中的地理形势决定秦国一直把洛河至黄河的河西之地作为军事防御的重点，而不太关注国都本身的防御；商鞅变法後对外更是节节胜利的进攻态势，修筑国都大城的意义不大。东方六国的国都皆遭受过城破国灭或兵临城下的厄运，如临淄在春秋时就曾被晋国为首的联军攻破，郑国都城更被多次攻破，燕国因子之之乱国都被齐攻破、几近亡国，邯郸几次被秦、魏攻破，郢都曾被吴师攻破。这些历史教训，後世国君在经营都城时肯定会加以吸收。然而，文献中却没有一条雍城或咸阳被敌军包围的记录。《商君书·兵守》讲到守战之国和攻占之国，战国时期的东方列国属于前者，秦应当属于後者。燕、韩最为小弱，修筑的城垣最厚实，防御色彩最浓；雄霸天下的强秦反而不为自己的国都修筑大城，足以发人深思。其次，秦国社会的卿大夫不够强大，没有到东方那种政归私门的程度，国君依然能保持足够的权威。春秋时秦国有很多来自东方的客卿，参与政务，他们在关中本土没有社会根基，也没有发展起可以和国君对抗的势力，在政治上没有出现东方那种内部分裂的现象。商鞅变法更对宗族进行彻底打击。雍城和新田布局上的差别，就很说明问题。再其次，秦国和东方的工商业发展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东方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就出现以布币为代表的金属铸币，显示了工商食官旧体制的解体和私营商业的自下而上的勃兴；战国以後更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大商人，他们经营煮盐和冶铁业，交通诸侯、地位显赫。相反，目前在关中没有发现一枚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金属铸币，工商食官得以保留，私营商业发展迟缓。《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亦被四川青川郝家坪Ｍ５０出土的半两钱所证明［４］。战国中期秦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是一种更为抽象的货币符号，不象东方货币仍然模仿铲、□、刀等工具；金属铸币出现得晚，形态却更先进，说明在东方商业的发展是一种连续性的变化，在秦国却呈现出跳跃性的裂变。半两钱完全由政府铸行，云梦秦简记载私铸货币是一种犯罪行为。可见商鞅变法直接在工商食官的旧体制之上建立起庞大的官营手工业，举凡铁农具、铜兵器、砖瓦、乃至一部分日用陶器都由官府作坊生产，分职也极细密。就商业和军事的关系而言，秦国没有东方那么多的雇佣兵，官营作坊中也没有东方那么多的雇佣劳力。商鞅在秦国建立二十级军功爵制，国民十七岁编入户籍服兵役，获得军功後赐以爵位，不象东方的齐国那样仅赐以黄金；秦爵、禄合一，东方却存在爵、禄分离的现象［５］。从云梦秦简记载秦士卒黑夫写信向家里索要冬衣的情况可以看出，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制在秦国达到了何等彻底的程度。战国中晚期秦兵器绝大多数由刑徒铸造，刑徒属于国家罪犯奴隶［６］云梦秦简中没有刑徒有刑期的记录；东方如三晋兵器生产可能也役使刑徒，但绝没有达到秦国那样大的规模。工商业的不发达以及它在军事方面的有限意义，使秦没有在国都为此开辟出一个独立的郭城。总之，两城制没有在秦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秦和东方都城形态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春秋时期东方国都以晋都新田的布局最为清楚，与同时期的秦雍城相比有著巨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宫寝与宗庙的相对关系及其它们在都城中的位置方面。马家庄宗庙位于雍城中部偏南的位置，为祖庙居中、左昭右穆的结构；宗庙的西面５００米处还发现一处五门三朝的朝寝建筑遗址。此外，在宗庙东约６００米处还发现面积约２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还在雍城西垣东６００米处的姚家岗发现宫殿台基和铜建筑构件。在雍城北部的高王寺发现埋藏吴、楚铜器的窖藏坑以及宫殿遗址，在北部还发现方形院落的广场，性质待定。庙、寝分别位于一条南北向大道的两侧，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庙、寝并重的格局，反映了宗族团聚精神［７］。在商代和西周的都城乃至东周王城中宗庙皆居核心位置，雍城与之类似，有很强的滞後性，反映出宗庙在春秋秦国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发挥著重要的作用。宫殿基址几乎在全城范围都有分布，说明国君的地位依然稳固。在总体布局上，也没有出现东方那种宫殿区与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区及贵族居住区截然分开的现象。相比之下，新田的宗庙已经被排挤到城外东面的呈王路一带，并被呈王故城和赵氏祭祀坑遗址带所环绕，公室宗庙的祭祀权显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卿族所控制，这也反映了宗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滑。目前在齐鲁等国的都城中还没有发现宗庙遗址，但从鲁国的三桓设立公庙的记载看，政治生活中应该发生了和晋国类似的现象。战国以後由于元旦大朝会等新礼仪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时君居住的宫殿的重要性［８］。商鞅迁都咸阳，一开始就兴修颁布政令的冀阕宫廷，此後宫殿的建造连年不断，诸庙皆在渭南，完全沦为附属。西汉宗庙甚至脱离了城市，被安排在帝陵左近。在都城布局从庙到寝的转变过程中，秦国似乎跳过了东方经历的以新田为代表的那个历史阶段。

雍城的范围虽然很大，但从城内宫殿基址的分布来看，很难说是小城还是大城，是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新田也是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特点。两城制在东方的齐、郑较早出现，後来得以普及。结合曲阜鲁城、以及从新田到三晋都城、东周天子都城的历时性逻辑变化，可以说东周列国都城形态走了东西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东方：非城郭制形态——城、郭分治的两城制

秦 ：非城郭制形态——非城郭制形态

再结合工商业和庙、寝位置的变迁，这两条道路还可以具体化。

东方：庙、寝并重——寝重于庙——朝、市并重 （东周王城） （新田） （六国都城）

秦 ：庙、寝并重——朝寝压倒庙、市（雍城） （咸阳）

战国及稍後的文献也记载了一种不同于两城制的都城布局：

《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

《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

国内有宗庙、宫殿、市场等，没有提到大城和小城的存在，显然不同于《孟子》、《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根据史学界对周代国野制度的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国指都城，还包括近郊，居住著国人；野是都城以外的广大土地，居住著野人。二者之间是点和面的关系。战国以後，国、野差别消失，才出现了领土国家的概念［９］。目前一般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包含很多儒家的理想化成分，但也有西周礼仪制度的影子，《匠人》把都城叫国，正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习惯。

那么国有没有建造城垣呢？回答是肯定的。《诗经·大雅·瞻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郑笺曰：城，犹国也。《左传·隐公元年》：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可国有城垣圈定其范围。国字金文作或，象荷戈的武士守卫城邑。《匠人》方九里，旁三门；也说明城垣的存在。城垣无疑是在空间上区分国、野的最重要的标识。然而，从《周礼》中无论如何读不出大城和小城的共存。

对照考古发现，曲阜鲁城在小城建造之前只有一个大城圈，西周晚期当地土著或殷遗民居住遗址及墓葬在城内靠西的位置，周人居址及宫殿区在前者之东。两种居民都属于国人的范畴，史书也记载鲁国有周社和亳社，亳社在春秋晚期还是会盟国人的场所。秦雍城更典型，只有一个大城圈，城内宫殿分散，但范围很大，可见国人居址及市场是杂厕其间的。宗庙位于朝寝之东，符合左宗庙的记载；宗庙及朝寝结构更与礼书记载吻合。可以说，《周礼》所记多少反映了早期非城郭制形态的一些影子。

经秦火焚毁後，《周礼》在西汉景、武间被河间献王求得，藏于秘府；到成、哀之际经刘向、刘歆整理，公布于世。王莽即位前後在长安城南郊兴建了许多礼制建筑，如位于长安城安门南出大道１。５公里处东侧的辟雍，位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平行线之内的王莽九庙，位于西安门南出大道西侧的官社、官稷等。未央宫前殿是长安城的正朝大殿，北与横门、南与西安门对直；在桂宫和北宫以北还有九市。如果以这条线为基准，正好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格局。刘歆得王莽重用，由此《周礼》应当对西汉晚期长安城布局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影响。然而，西汉早期该书隐没不见，长安城的形态来源于何处？

汉长安城继承了秦国都城的非城郭制特点。首先，目前发现的长安城只有一圈城垣，如果说它的性质是东方六国那种大郭，小城在哪？城内未央宫、长乐宫、桂宫等都有自己的宫墙，但都属于某个特定宫殿区的围墙，性质与秦咸阳宫的墙垣或阿旁宫的阿城相同，与东方六国那种集合诸多宫殿区的小城截然有别。况且城内的宫殿区占了全城五分之四的面积，不同于六国都城主要用于安置平民和商业区的大郭。如果说它的性质是东方六国的那种小城，大城在哪？至今在长安城外没有发现大郭墙垣的遗迹，在城外北部和西北部很少见到汉代建筑遗址，地下多为淤沙层，系渭河泛滥所致，在城外的东面则是密集的墓葬区，限定了城市的范围。况且六国都城也不象长安那样在小城内安置工商业区和平民区。那种用东方六国的两城制或隋唐以後都城的内外城制把长安城解释为内城、或外郭的观点都是说不通的。其次，长安城继承了秦国都以宫殿区为主、又包含手工业区和平民居住区的特点。雍城的宫殿基本上在全城范围内都有分布，贵族和国人杂厕其间，虽然没有发现手工业作坊区，但在北部发现一方形院落，有学者认为属于市；咸阳的宫殿群落范围更大，从咸阳北阪到渭南皆是，并通过甬道、复道和桥梁连接成一个整体，手工业区局限在长陵车站和黄家沟一带。长安城也仅在横门以内、桂宫和北宫以北安排市场，在东北隅安排平民区，二者相加面积不过７平方公里。相比之下，六国小城约占大城面积的比例是燕下都１／５、郑韩故城１／１。４、齐临淄１／７、纪南城１／５、赵邯郸１／４、安邑１／１３。宫殿区在秦汉都城中的面积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是专制主义制度得以建立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东汉洛阳城和北魏洛阳城也是非城郭制道路的延伸。魏晋以後由于经济基础的变更和新的等级制度的出现，都城布局越来越强调南北轴线对称的味道，北魏在平城就开始修筑外城，到了隋唐时期终形成宫城在北部居中、左右及南部为里坊寺院，并围以罗城的新格局。从发生到终结，非城郭制的城市形态延续了一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