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来到黄山旅游，有一个词汇是无法避开的，那就是徽州商人。不管是徽派建筑还是徽州菜系还是黄山等等，这里无不烙下了徽商深深的印记。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是不受待见的，但是，在徽州这块土地上，徽商这个特殊人群，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且是很大的一个群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之都""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平定方腊起义以后改歙州为徽州。在此后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沿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如今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更替，名称的不断变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对稳定，这就为徽州商业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地处群山之中的古徽州，在无奈和封闭里平静地度过了800年。在"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地狭人稠的现实面前，数不清的徽州少年不得挥泪双亲、背井离乡，远赴异国他乡打拼，而这正好造就了明清两代徽商的极度繁荣。 无数徽商从新安古道走出去，这里是一条比屯溪老街更地道的古代街衢，出歙县县城西南5公里就是徽杭公路下方。沿练江下行，走进古徽商曾经走过的路，所见堤栏残道断断续续，早期的十几个渔梁商埠码头还在，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徽商奔波的通衢大道。想当年徽商从练江出水，转入母亲河新安江，飘摇杭州、浙江、扬州等地，把木材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建现场和官宦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时至明代，已有一定经商基础的徽州商人，又迎来了新机遇。朝廷的需要，催生了徽商的发展。朱元璋初定天下，征用了大量兵丁充实到边防戍守，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食。为了刺激人们缴粮的积极性，朝廷颁布了相关法令，每缴100石粮，可以到国家盐政部门换取400石食盐准销证。聪明的徽商开始到南方收购粮食，通过运河送到北京，再雇骡马拉到长城脚下，换取盐业销售许可证。及至后来，徽商为节省雇人和运送费用，干脆找人在长城脚下垦荒，直接供应长城脚下的戍边队伍。一直到明朝社稷大定，粮草充裕，戍边的将军开始改收粮为收钱。这是明朝部队最初的腐败，却又给精明的徽商带来更大的机遇。拿钱就可以买到盐业准销证，方便灵活，一大批徽商自此就滚雪球般地壮大起来。
明嘉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到了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年之间，不仅使过去商人亏欠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消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以盐业起家，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但因徽商遭受损失，也酸溜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洋列强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处于被动地位，原因除了拘泥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之外，还因为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之久，开始是团练的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十室九空，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灭顶之灾。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开始走向没落。 但绩溪徽商的兴起比徽州其他县要晚一些，当徽属各县之徽商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据史书记载，大约在明代中叶，绩溪徽商才兴起，到清末蔚成大观。绩溪徽商的主要代表胡雪岩就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
胡雪岩从办阜康钱庄开始，仰仗湘军权势及官府势力，十多年间骤然暴发。他经商半个多世纪，家财亿万，富可敌国；混迹官场，大红大紫。先是攀附浙江总督王有龄，后又追随左宗棠，为左中堂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周旋于西洋银行以提供了军费，可谓是立下汗马功劳。虽然从中获利颇多，这虽然为他后来迅速败落埋下了定时炸弹，但依然荣获清朝政府赏穿黄马褂、赐二品顶戴、紫禁城骑马行走等种种殊誉，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徽州商人和晋商相比，更加注重文化教育，故又有儒商之称。养而不读书，不如养窝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深受没有文化的痛，故他们对子孙后代的教育非常重视。在这里，每个家族，常会遴选头等资材者去读书，博取功名，二等资材者选择去经商，最下等者只有在家务农了。虽然，商业帝国纵横天下，但是内心的极度自卑，是徽州商人最愿意的是攀附封建士大夫，已选择机缘能够登龙门，光耀门庭。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历史的局限性。如果说山西乔家大院的乔致庸是草根金融的代表，那么胡雪岩可谓官商结合的典范。但比较二人的商旅生涯，就会发现胡雪岩过得比乔致庸可要舒服：胡雪岩官商结合的敛财模式，效率极高，个人财富在短期内扶摇直上，远非乔致庸所企及；胡既是商人又是二品高官，社会地位也非乔可比，也难怪后来的商人们似乎更青睐胡雪岩，否则一句"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做胡雪岩"怎么会一直传诵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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