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日，长沙大公报创刊。此报与大家所熟悉的大公报，并无隶属关系，已经雷同，纯属巧合。
该报竖行繁体，第一张第二页右上角为正文起始之处，镌四个大字——
毋忘国耻。
（大公报截图）
报纸开张，本当喜庆，为何如此沉重？
原来，就在这年的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发出了接受其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两天之后，北洋政府回复接受。
之所以是最后通牒，只因当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就把包含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提交给老袁，要他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老袁并非一吓就软的主，他跟日本人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了。
因此，他采取一个拖字诀，一边拖延时间，一边与日本秘密谈，一边叫自己的日本顾问回国活动，一边向列强及新闻界透露相关信息，希图以夷制夷，并以舆论之力，抗拒日本。
只是，日本早知他的软肋，且此时欧战正酣，列强无暇东顾，口惠而实不至，并不想真正帮忙，所以，袁世凯压力山大。
秘密谈判三个月后，此事越来越为外界所知，国民群情激愤，日本恐怕久拖不决，好事成空，于是既以军事相压，又以利益相诱，做出了一些退让，终使得袁世凯扛不住，同意答应修订后的条件。
尽管这些条件跟最初的相比，似乎争回了一些权益，但整体而言，仍将对中国造成重大损害。
5月25日，条约签订，因此这年为民国四年，故称《中日民四条约》。
随后，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6月8日在日本东京与其外相加藤高明换约。
据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考证，1915年5月16日，上海企业家穆藕初致电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与会代表通告本省大中小学校，勿忘5月7日国耻。5月20日，江苏教育会通过全省学校，以每年5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日，并列入校历。全国教育联合会后通过决议将每年5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日。
可见，早在条约签订的过程中，国耻日便已经被提出并公布全国了。
因此，长沙大公报以此为声倡，也就十分正常了。
前文有说到，他们的正文始于第一张第二页，第一页则于报名之外，差不多都是中华书局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教材广告。
（大公报截图）
他们广而告之的教材特点第二条即是，注重国耻，一洗牵强讳饰之弊。
可见，勿忘国耻，乃是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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